▲本报记者和来自上海的一线科创青年在“云端”与黄勇平、顾祥林两位代表对话。

　　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代表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它指向的是“从0到10”创新全过程的爬坡过坎。如果说，基础研究完成的是“从0到1”的源头突破，那么科技成果转化就要完成“从1到10”的创新驱动。这个过程，涉及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支撑体系、协同创新等各个关键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使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要加快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各方协同发力、共同努力。

　　昨晚，上海市人大与文汇报社联合发起一场特别的“京沪连线位来自上海一线的科创青年，与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同济大学副校长顾祥林，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黄勇平展开“云端”对话，围绕“创新驱动，助力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博士生代梦露率先发问：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基础研究如何符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又如何平衡好个人的科研目标和社会实际生产需要？

　　“目标引领，兴趣驱动。”顾祥林代表回应，“目标导向”与“基础研究”两者并不矛盾，研究的前提是要以兴趣驱动。他本人就一直提倡科研院所的老师应以兴趣为导向做研究，但基础研究最终要能够为国家所用，从这个角度来讲，目标导向与兴趣导向可以并行。

　　“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由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取得的科技成就，也共同铸成中国特色创新生态。如今，王世航踏着前辈的足迹，成为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工程师，他问道，“如何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摒弃浮夸、祛除浮躁，坐住坐稳‘冷板凳’？”

　　“女足为何能在逆境中反败为胜，靠的就是一股精气神。科学研究也要有这股子精神，要耐得住寂寞，才能实现科研目标。”黄勇平代表说，老一代科学家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为当代年轻科学家创造了优渥的环境和条件，年轻人更应相互勉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带动周围人，让科学家精神遍地开花，营造积极奉献的良好氛围。

　　“兴趣是前提，目标是方向，坚持是成功的保证。兴趣来自于个人潜力，目标来自于个人事业，坚持来自于精神，缺一都不能成功。”这是顾祥林代表的观点。因此，对于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致远荣誉博士生李鑫提出的关于“什么样的研究方向才更符合基础研究规律”问题时，他同样表示，“是否真实有用、能否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是衡量研究成果的重要标准。”

　　“但需要注意的是，验证一项研究成果的价值往往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科学史上，无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牛顿三大定律，都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实践证明。”顾祥林代表也提醒李鑫，找到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研究方向，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人工智能的高速运算可以解决更多更复杂、以往无力解决的问题。在第五届进博会人工智能体验区内，一位工作人员正在演示一款沉浸式视听交互系统。

　　完善体制机制，让年轻科技人安心挑大梁

　　“从0到10”的科创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培育“核爆点”，每个环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人才是核心竞争力。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博士生王志皓明年面临毕业求职，她有一个困惑，现在很多青年科研人员需要在短短几年内完成晋升所需要的论文或奖项，导致不少人才中途转换赛道，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才能让青年人安心投身基础研究，如何通过完善长周期支持机制，支持年轻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

　　黄勇平代表对此深有同感，他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22年，他认为，上海在全国科研领域有今天的地位，要归功于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而要取得更高成就，则要看未来的基础研究布局。今年全国两会，他很高兴看到很多代表委员都在讨论基础研究，国家相关部门也高度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开展基础研究的强大支撑力”。

　　“我不反对年轻人通过在热点研究问题上发表论文，但你一定要知道初心是什么，一定要回到原有轨道上去完成自己感兴趣而且应该做的事。”他以中科院某研究所的项目举例说，有一位研究员为了做基础研究，不惜自掏腰包，最终在2018年完成了合成生物学的重大突破，成为当年国内科技重大成果之一。

　　黄勇平代表也提到，这位研究员的成功，离不开所领导在背后的鼎力支持，“现在很多项目都采取项目制，一般周期只有几年，等到项目收尾时，或许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完善，所以，我们在体制机制上也应该有所考虑，稳定的政策支持对于重大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他说，这几天，代表委员已经做了很多讨论和交流，形成了共识，相信在评价机制上会有更加完善的方案出台。

　　“上海有众多大院、大所、大校、大企，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如何利用这些高能级科研平台，与更多科研工作者形成创新驱动的合力？”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总工程师王资凯抛出的问题，指向科研的另一个关键点——协同创新。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需要凝聚每一个科研机构、每一位科研人员的力量，汇流才能成河。”黄勇平代表说，上海有70多所高校、十几家研究所以及3家国家实验室，科研力量的密度和水平都很高。“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分散在各处的力量凝聚起来。”他介绍说，目前市科委已部署一些研究平台，组织多个科研单位的力量，让它们各展所长，甚至有可能带动全国其他地区，共同形成系统性创新合力。

　　“这其中，企业也能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黄勇平代表对王资凯说，希望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也能梳理出一些需要外部力量合力解决的课题，大家共同探索研究。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过去5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1%提高到了2.5%，全国基础研究经费5年增长1倍，那么，该如何把这笔钱用好？上海神马控股研发中心结构室主任陈章兴从企业的角度，向两位代表提出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水平，畅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黄勇平代表前不久刚接触了一个案例：在临港新片区，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一家人工智能实验室，它与一家电力公司合作，开发了多款带电作业机器人，可以替代人类完成超高压下的电力检修工作。“同样，你也可以从企业的角度给研究院、高校‘出题’。”黄勇平代表建议，“关键是要搭建起一个有效沟通的桥梁，企业提出问题，研究机构给出解决方案，这也正是创新要发挥合力的意义。”

　　顾祥林代表也表示，企业应树立战略眼光，积极搭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桥梁，同时，大型科创企业还应与中小微科创企业携手同行。由企业“出题”，也更能有效验证一项技术创新是否真正有用，是否可以做“从1到10”的推广应用。

　　“如何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不仅让创新要素流动，也引导人才流动，引导年轻科学家在创新链的全链条上发力，提供更多跨区域、跨行业的岗位平台，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科创园区青年研究员张敏接着提出问题。

　　顾祥林代表认为，创新链全链条需要不同人才，前端的基础人才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一些纯粹属于“认识世界”的科技成果虽不能直接用于产业，但却能带来更长远的发展和应用。

　　“同样，科学家也不需要一个人来完成整个链条的工作。”顾祥林代表建议，可以在企业、高校、研究所间成立一个机构，将科创“从0到10”链条串连起来。“这个机构就好比‘猎头’，有人发现问题进行对接，帮企业找到技术背后的科学问题，帮研究人员找到产业应用。”他解释道，这样大学和研究所的科学家就能更专注于基础研究，发挥自身的特长。

　　“这也正是我们企业所需要的，”陈章兴说，“但我们发现，想找到合适的高校合作研发一项实践中所需的技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确实需要这样一个中介机构，”顾祥林代表说，例如国外就有一些专门的中介机构，它们不仅了解企业的需求，也知晓高校的研究内容，就可以帮二者找到最佳的“合作伙伴”。“不过，这对中介机构的要求也很高，它们相当于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经营者于一身，还要对知识产权保护有深刻了解，国内还需进一步培养。”

　　大学园区要在“从0到10”中发挥重要作用

　　环上大科技园技术转移部总监刘泽华结合自身实践，提出“如何发挥好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战略牵引作用，处理好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鼓励财政投入、企业投入、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机制”的问题。

　　▲环上大科技园内青年人才集聚，创新内容涌现。

　　园区，是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黄勇平代表非常看好园区创新：“园区会吸纳不同企业，多元企业在其中聚集。上家企业可能就是下家企业的原料提供者，上下游生态串成一条线。”如此一来，实验室技术转化可以直接在园区内通过企业对接实现，园区又能进一步梳理企业最现实的新需求，反馈给实验室里的技术人员，形成良性循环。

　　以环上大科技园为例，青年人才集聚，创新内容涌现。但他也提出建议，园区有进一步建设发展空间，首先，环上大科技园的空间较大，可以考虑把园区按照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功能模块进行区分，由园区配备最基础设备，让实验室研究成果直接进入园区。同时，园区可配备专属基金，用以解决资本与研究人员之间相互信任度不高的问题，如果有园区基金参与助力资本招商，以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将资本引入产业，将对吸引资本非常有帮助，可以让更多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

　　参加昨晚这场对话的科创青年代表中，有一些是来自企业的科研人员，直面激烈的市场竞争。上汽赛可Robotaxi项目正面向无人驾驶的新赛道全力冲刺，项目组首席智驾架构师姜艺林提问：如何开辟新赛道、激发新动能，在国家科技创新格局中走在前列？

　　“科学研究要实现引领作用，必须要瞄准新赛道，否则容易落入‘跟跑’的窘境，难以实现新的超越。”顾祥林代表表示，要开辟新赛道，就要考虑技术如何更好服务于人，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美好。他以交通工具的更迭为例，从马车到汽车，再到无人驾驶，技术的突破不断创造新赛道，产生新动力。

　　他表示，科技型骨干企业首先考虑的一定是通过现有的技术创新来实现盈利，更好生存下来，但企业的负责人必须有战略眼光，意味着企业要在短期盈利和长期发展之间寻找到平衡，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上海扩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已经是新赛道上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点”，成为风电后运维市场的龙头企业，目前其海外业务已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计算机视觉算法总监向亚运好奇的是，科创小巨人企业出海面临巨大挑战，这条路该怎么走？

　　“全球化是不可逆的趋势，未来中国科技企业出海是大势所趋。”黄勇平代表认为，一方面，当企业海外扩张时，需要格外注重海外法律和知识产权保护，尽可能把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防护网做得更加严密，避免竞争者拿着放大镜来寻找问题。另一方面，在海外引才时，企业必须要找到精通当地文化背景的人才，可以与当地的华侨、华人商会建立联系，利用好这些公共资源。他也建议，企业可把现有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归纳，分清楚哪些是公司可以解决的，哪些是需要外力帮助的，从而能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ChatGPT横空出世，它会对现在的人工智能科学研究范式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又该如何接招？”本报记者也向两位代表提出了问题。

　　“无论是ChatGPT还是其他人工智能应用，已越来越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黄勇平代表说，这无疑会对科技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科技的发展也会影响我们研究科学的方法。”顾祥林代表以自身经历进行了解答：“1979年我进入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专业时，运算用的工具还是计算尺，后来有了手摇计算机、再后来用的就是计算器了。”他说，而有了计算机、算力提升后，就可以造更高的大楼、建难度更大的工程；如今有了人工智能的高速运算，便可以解决更多更复杂、以往我们无力解决的问题了，“从这个角度讲，科技进步是好事一桩。”

　　黄勇平代表也亲身体验了ChatGPT所带来的变化。“例如，我们现在想要了解一个领域最新的学术成果，只需在ChatGPT上输入几个关键词，它就能很快地把研究进展都列举出来，”他说，而在此之前，这项工作需要耗费人力物力，请专人进行信息收集整理。“从这一角度来说，新技术能帮助我们快速解决很多原来需要大量时间才能完成的事情。”

　　这场对话，从技术开始，以技术结束。最后，顾祥林、黄勇平代表寄语这一批正在一线拼搏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相信你们这代人肯定能通过拼搏实现引领与超越！相信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自由进行未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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